调查日记 石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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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罗维登斯——新奥尔良——普罗维登斯
1920年12月十二月四日,星期六
勒格拉斯的回信今天到的,新奥尔良邮戳,十二月一日。信写得很短,字迹僵硬,笔画短促,收尾的钩子拖得很长,大概是他握笔的方式:月中可在私宅面谈,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,另有一条要求,谈话内容除警方案卷外不得示人。信封里附了一张名片,背面是他手写的地址,在圣查尔斯大道靠河的一头。
去车站买票之前,我把第二册手稿又读了一遍。这次注意到了一处此前滑过去的地方:勒格拉斯描述那块黑石头时提到,石头周身刻的图案里混着一幅星图,可他找过的人会看星图的都说,那些星不属于任何已知的星座。叔公在页边批了三个字,不是英文,笔画断断续续,我只认得出最后一点是个问号。
我把叔公扉页上那句话抄在自己笔记本的第一页。抄完盯着看了一会儿,又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写在扉页背面,注明日期。我不知道这是给谁看的。也许给自己。
我把木盒从卧室柜子里取出来,和那册《勒格拉斯警督之陈述》并排放在桌上。出发之前,还剩一样东西没看:那只牛皮纸信封。叔公把它压在剪报最底下,我一直没有动它。今晚也没有。我对自己说,等从南方回来再看,回来就只看。
十二月六日,星期一
还是没忍住。夜里开了信封。
四张照片。三张拍的是那尊石雕,正面、侧面、背面,放在一个铺着黑布的托盘上,背景是砖墙。拍照的人手很稳,光线也对,可三张都拍不成样子:轮廓是清楚的,细节一靠近就化开,像焦点总差着半寸,而景深明明是对的。第四张是一屋子人,长桌,十几位学者站在桌边,桌布上摆着墨水瓶和论文,桌角立着那尊石像。照片下角印着照相馆的名字和日期:1908年5月,圣路易斯。叔公站在桌子中段,比记忆里瘦,白胡子,神情像在听什么远处的声音。桌边那个宽肩膀的警察应当就是勒格拉斯,没人指给我看,可我一眼认出了他。
信封背面有叔公的铅笔字,一行:
勒格拉斯寄来。底片完好。问题不在照相机。
我盯着这行字坐了很久。底片完好。问题不在照相机。
十二月十一日,星期六
夜车。纽约换车之后,窗外的雪就变成了雨,再往前,雨里有了植物腐烂的甜味。我在餐车坐得晚了些,对面是个卖五金的中年人,俄亥俄口音,聊了一路。听说我去新奥尔良是替过世的叔公整理遗物,他笑了笑,说不巧,他表兄就在庞恰特雷南湖边种甘蔗,去年丢过两头牛。"不是狼干的,伤口不对。"两头牛的血几乎都在,可四肢的关节被人卸开过,手法干净利落,湖边的老猎人看了摇头,说这不是人干的,也不是野兽。他说村里老人讲,沼泽深处那伙人还拜着一块石头,夏夜顺风的时候,湖上能听见那边飘来的念诵声,没人敢去查看。警察换了几茬,谁也不进去。他讲完自己先笑了,说不信这些,说完又要了一杯咖啡。车到里士满以南,雨大起来,车窗上一道道水痕把灯光拉得很长。我后半程没再看自己的倒影。
睡下之前我把叔公的笔记读了十几页,在卧铺晃动的灯光里,那些字一个个往后退。熄灯后过了很久我才睡着,梦见自己在核对一张单子,单子上的数目怎么也对不齐。这个梦很平常,我把它记下,免得遗漏。
十二月十二日,星期日
下午按地址找到勒格拉斯家,花园区边缘,一栋两层的小楼,门廊漆成深绿。开门的是老管家,引我到书房。书房朝南,墙上一面是书,一面是玻璃柜,柜子里摆着警队的旧物:一枚奖章,一把拆开的左轮,几本皮面案卷。老人比照片上矮一些,背挺得笔直,白胡子修得很短,已经在屋里等我了。他先不接手稿,先打量我:"你和安格尔教授不像。"我说我随母亲家。他点点头,说他等这份手稿等了十二年,"东西在我这里压了十三年,压到我退休,压到我老伴过世。我原打算带进棺材。你来信,我忽然想,也许该找个人替我看着它。"
他读我带去的手稿抄本读了两个钟头,用铅笔改了三处。空地上的不是"将近一百人",是八十七个,他数过;那块黑石头不是"一人多高",是六英尺三英寸,他用卷尺量过;那句诵经,他来回听了十九遍才敢确定拼法。改完他把铅笔放下,问我能不能多留一天,我说车票可以改。他站起身,说明天上午让我看"那个东西",今晚先睡个好觉,"因为你看了就睡不好了"。他送我到门口,又补了一句:"你叔公去年春天那封信,你读到的时候,别急着回信。"
十二月十三日,星期一
石像从他书房墙壁的保险柜里取出来,垫着绒布。绿黑色的石头,一拃高,九英寸半,他说自己拿卡尺量过。我捧在手里,第一个不对的是重量:它比看上去沉得多,第二个不对的是凉,凉意顺着手腕往上爬了一寸,我把它放回绒布上。老人递给我一块湿布,说他试过,擦干之后,石头上的绿色会深一分,放一夜又褪回去。我擦了。绿色深了一分。我用尺量了量加深的那一圈,是沿着那些刻痕走的。
我从随身行李里取出木盒,把两块浮雕的底面并排摆在灯下。泥塑的底面,石像的底面,两种记号,一圈图形,一圈文字。对得上。每一笔都对得上。
勒格拉斯没有走近,他说1908年他就知道对得上,你叔公也是当场看出来的,"他伸出手,指尖离石头一寸远,又收回去。他说他不敢碰。"
下午他讲了没写进报告的几件事。卡斯特罗死在第二年的冬天,狱中。看守说他用指甲在墙上抠那句经文,抠了一整夜,天亮时人凉了。老人还给勒格拉斯留过一句话,说完这句话的第三天他就不肯再进食:等到星位归位,谁也拦不住,连他们自己也拦不住。四十七个俘虏,八个死在狱中,其余的服了刑,流放,到1915年,最后一个也死了。验尸官都说是心脏。老人把烟斗在桌沿磕了磕:"五十岁上下的人,个个心脏。"沼泽里的失踪案这些年断断续续还有,警局不进沼泽,湖边农场的人学会了不声张。
勒格拉斯自己这十三年没有闲着。他跑遍了新奥尔良的旧书店,把星象、巫毒、印加、南洋各部落的图册翻了个遍,想找出那尊石像的出处,一无所获。"没有一个文明刻过这样的东西。"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得意,只有一种熬干了的疲惫,"它不属于任何一张图谱。年轻人,干这行三十年,我头一回对着物证无从下手。"
天黑之前,他从抽屉最底层取出一封信推给我。叔公的笔迹,去年三月,从普罗维登斯寄出,全信只有一个问题:
"警官,您也做梦吗?"
勒格拉斯说他当时没有回。他看着壁炉里的火,说上个礼拜,他生平第一次梦见了那座湿石头城,"我十三年来没对人讲过,连家里人也没讲过。本来我当你叔公老糊涂了,信我都没回。年轻人,你叔公是怎么死的?"
我说,心脏衰竭。
他笑了,没再说话。送我到门口时他站在台阶上说,你叔公当年还问过我一件事:过去三十年,商船水手有没有报过什么说不清的怪事,整船人发疯的那种。"这不归警局管,归海务局。你要接着查,往海上去查。"
十二月十五日,星期三
回程的夜车,暖气烧得太足。车厢另一头的卧铺有人整夜在说梦话,我迷迷糊糊听了很久,只听清一个反复出现的音,结尾卷着舌头,像"……坦"。我记下这一点,没有走过去看。说梦话的人天亮后在过道里跟我打了个照面,是个红光满面的波兰裔商人,跟我说他这趟回家给孙女过生日。我把这一条也记了,与上一条并排:商人说波兰话,梦里那个音不属于波兰话。两条都未证实。
我后半夜醒过来,嗓子发干,记得一个绿色的词:拉莱耶。舌尖是咸的,像含过一枚硬币。整节车厢的人都在睡。我按自己定下的规矩,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一笔,只写了四个字:
梦见。未证实。
写完发现自己不敢再睡回去,就一直坐着,看窗外南方的夜一点点变成北方的夜。车到巴尔的摩,天亮了,我买了两份报纸,从头到尾读完了每一个字,连广告也没有放过。我要让眼睛累,今晚好睡。
十二月十九日,星期日
到家,雪下得不厚。我把木盒和那两册手稿存进银行保险库,和那只橡木匣子放在一起。保险箱的铁门关上的时候,我第一次觉得那里面有东西在看我,这个念头荒谬,我记下它,仅此而已。
晚上坐下来给勒格拉斯写信,只打算写一句:您也做梦吗。笔尖落到纸上,我忽然不确定这句话是想问他,还是想问他别的事——比如,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算"做梦"。写到一半,我停笔,把信纸撕了,又摊开,压平,夹进了手稿。窗外街对面的煤气灯空着,我习惯了先看一眼再开灯。
最后处理那只牛皮纸信封。里头的四张照片我重新看了一遍,又把圣路易斯那张合影取出来,夹进日记。照片上的叔公站在长桌中段,侧着头,像在听什么远处的声音。桌上那尊石像比我记忆里高。
也许记忆靠不住。我把它记下来,是因为它一天比一天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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